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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美國新聞史上,過去報紙的黃金時代,由於報老闆多為共和黨,報紙在大選時挺共和黨的當然比較多。一九三二年小羅斯福首次大選,挺他的報紙只占三八%,挺共和黨胡佛的則有五五%。一九三六年他競選連任時挺他的更減少為三四%。一九六○年甘迺迪競選那一次,在一二五○家報紙裡挺他的只有廿二家,由報紙的這種比例,民主黨要取得勝選,其困難可知。

 正因為報紙有立場及期望的偏好,一九四八年杜魯門對杜威的那一役,挺杜威的《芝加哥論壇報》遂鬧出天大的烏龍,人家還在開票,它已搶先登出「杜威打敗杜魯門」的頭條,那一役是杜魯門贏,得票二四一○五八一二。杜威則得到二一九七○○六五票。《芝加哥論壇報》之所以會出大烏龍,當然和「開票」的拉鋸有關,而更根本的,當是該報的主觀意願太強,已強到扭曲的新聞專業判斷所致。開票後,杜魯門手持那份烏龍報紙的經典畫面,已值得全球新聞從業者警惕。特別是值得台灣媒體界警惕。

 今天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發展,由於缺乏了核心人文價值,其實已分眾化到了一個極危險的程度。就以三個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為例,誰的氣度好,誰在火砲四射,看過電視轉播的應該都心中有尺。可自行判斷,但我們的電視即時民調和平面媒體事後民調,其結果卻使人不安至極:

 ──就以電視所作的立即民調為例,親民進黨的三立電視台,蔡英文得到十一萬一千票,馬英九只有一萬五千票,宋楚瑜也是一萬五千票。至於年代電視,它是這次大選挺宋的所謂中間選民媒體,它的調查是宋楚瑜居冠,有四萬兩千票,蔡英文也有三萬五千多票,馬卻只有兩萬兩千多票。至於親國民黨的中天,馬有三萬八千票,蔡只有一萬七百多票,宋則少到只有九千多票。我們排除造假及灌票的可能性,就單純這些數據,即顯示出媒體分眾的可怕,特定立場的電視公司,凝聚了特定立場的觀眾,對同一件事情即可做出完全南轅北轍的評價。那麼台灣還有什麼民調是可信的?一場辯論會如果只是各取所需的用來合理化人們原有的立場,要藉著辯論來溝通意見,比較優劣得失的用意,豈非完全落了空。

 ──再以平面媒體而論,由於台灣並無挺宋的報紙,而挺綠的報紙並沒有做辯後民調,因此人們只看到挺藍報紙的事後民調。一家報紙稱馬的辯論會表現最佳,馬是三九%,蔡只有二五%,宋則為一五%,馬既然表現最佳,馬在辯論後應氣勢大增才是,怎麼馬蔡宋的支持率反而本來的四一:三五:一○,變為三九:三二:一○,不表態選民方面由一四%增為一七%,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數字,其實很值得玩味。至於另一家報紙,認為辯論表現好的,依序為馬蔡宋分別為三一.七:二九.八:一三.八。而辯論會後三人的支持率是三九.九:三二.六:八.九。未表態者高達一八.六%。

 由平面媒體所做的事後民調,顯示出原來就已表態者幾乎沒什麼改變,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那一七%到一九%之間未表態者。二○一二大選的結果將由這些人決定。

 任何一個社會,如果有自在人心的人文價值與判斷標準,那個社會就不容易隨著少數人的操弄而擺來擺去。但今天的台灣則不是有自主價值判斷標準的社會,由於社會缺乏了標準,政黨、政治人物和媒體就容易成為操弄的中心。大家都在玩著操弄民意的遊戲,一場明明就孰優孰劣非常清楚的總統候選人辯論會,但在我們的社會卻變成了各為其主的民調大戰。由這次辯論會,其實已使人懷疑,台灣還有信得過的民調嗎?台灣除了立場的差異外,我們到底還有沒有比立場更高一層的價值標準來凝結這個社會?

 當年的美國媒體經常在操弄著民意,甚至鬧出過亂報選舉結果的烏龍事件。今天台灣胡亂在操弄民調,誰知道選舉結果不會讓民調專家都跌破眼鏡呢?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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